对财产利益已宣告没收的，不纳入财产的计算范围。
《关于公布句容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首批集中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句委发〔2017〕43号), 2017年11月22日。[5]参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条例》(1994年7月21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通过，1994年10月12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第10条，《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2016年7月1日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通过，2016年9月29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第5条。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法律规范规定或协议约定的公物应当移交。《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0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0条都规定行政机关对行使行政裁量权引发的纠纷可以调解。其中，法国的专门立法主要是为了下放权力、促进城镇合作，内容更为具体、详尽，并编纂入法国地方法典。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以及提升治理能力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行政系统内部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的委托加以深入研究，以期制度化和规范化。在法国每个地区，国土公共行动会议负责向地方政权及其组织和相关公共机构有序行使管辖权提供便利。
行政职权对特定人是权力，但对不特定人或国家来说又是职责或义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该意见明确要求：中央的财政事权如委托地方行使，要通过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安排相应经费地方的财政事权如委托中央机构行使，地方政权应负担相应经费。从个体自我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上讲，自然人应该享有一项保有其自足精神状态免受他人不当侵扰的安宁权，该权利统摄着自然人在权益受侵害时回复内心平衡的所有利益需求。
某乙因此受到精神刺激，痛苦万分，创作受到严重干扰。[40]此种做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载体化来消解无形损害的难以证成性。侵害安宁权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他人侵扰性介入权利人的私人领域，侵害结果多为纯粹的精神损害。之前，关于人格权在我国民法典中是否独立成编，学理上争论较为激烈，有权机关的立法倾向亦未明朗。
其行为亦未导致原告私人信息的不当外泄，而仅侵害了原告固有的精神安宁利益。第三，对安宁权的行使作必要限制。
[52]而在保护路径上，将名誉感这种人格利益纳入安宁权的客体范围加以保护，则是有现实可行性的。该种介入侵犯的是个人信息的私密利益，应视为隐私权侵权行为。而此种局面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于现行法没有将安宁利益权利化。安宁权应被概括为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领域免受不当侵扰以及免于纯粹的精神伤害的具体人格权，其与隐私权、名誉权、个人信息法益、相邻权均有不同。
从概念内涵上看，自主决定权实际上属于我国法中规定的人身自由权，[48]若将其置于隐私权的框架之内，势必造成对于我国法中既有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冲击。在日本，该权利制度的适用范围包括：环境公害、频繁的电器使用、街头宣传车及扩音器、暴力团体的事务所等。[5] 信息媒介侵扰亦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侵害安宁利益的常见形态。又可分为一般人格权（或其他人格利益）比附、隐私权和名誉权比附、身体健康权比附三种模式。
但是，我国宪法和民法同时也确立了自然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人格独立、人格平等的一般人格权利，自主选择权和生活安宁权应当包含在一般人格权益之中，即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的的其他人格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信息尤其是一些名人的个人信息，主要体现为财产价值。
当然，隐私权受侵害的后果亦常伴有权利主体精神利益损失。只有极端的观念妨害才会受到禁止，如在邻地上开办妓院、性用品商店、火葬场等。
理由是：安宁权的构建，意味着要在权利人的安全利益与他人的自由利益之间划上一道合理的界限，以使得二者并行不悖。名誉感是权利主体对其内在价值所具有的感情和自我评价，不被认为是名誉权的客体。[23]张新宝教授将与惊吓损害概念相对应的美国法上的nervous shock翻译为精神打击。葡萄牙法院的司法实践受到了巴尔教授的极力推崇，他认为此种做法恰恰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在整个欧洲的法律体系中都应援用、发展这一权利。且在我国现行法确立隐私权独立的人格权地位以前，由于受《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范指引，有法院甚至将自然人安宁利益纠纷案件归为名誉权纠纷案件加以审理。【摘要】 侵害安宁利益的事实类型有信息媒介侵扰、不可量物侵入、观念妨害、凶宅侵害、惊吓损害等。
因而，安宁权的内容和法律地位不能被个人信息法益所替代。在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3年台上字第164号判例中，针对居民楼增建机房内配置的冷气压缩机发出的超越一般人社会生活容忍度的噪音扰邻行为，法院将其界定为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宁之人格利益的行为，进而否定了原审法院依有关相邻关系禁止气响侵入之规定拒绝支持原告赔偿精神损害的裁判逻辑，支持了原告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请。
[27]另在因工友遇车祸惨死受惊案中，原告因目睹遭遇车祸的工友身体支离破碎、脑浆迸裂的惨状而精神失常，遂诉请肇事司机赔偿精神损失。[34]相关数据可参见张松有主编：《湖南民生调查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
在我国民法典之人格权编中将安宁权增设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以摆脱相关司法实践中人格利益保护不力、权利依据不明等适法困境，回应审判实务对安宁权概念的确认，满足信息时代民众加强权利保护的现实需求。前文述及，我国《民法通则》101条将名誉权与公民的人格尊严等列齐观，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40条又以名誉权囊括对隐私权的保护，故而有法院将安宁权益比附为名誉权加以裁判。
在如何救济相邻关系场合下因噪音、气味等侵扰受到的非财产损害问题上，葡萄牙司法界和学术界根据本国民法典第70条的规定，毫无争议的认为，在健康权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权——休息和安静的权利（direito a saude e ao repouso）。[61] 按照以上思路，建议将草案征求意见稿之人格权编中有关隐私权的条文设计表述并排列如下： 第××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例如杨立新教授曾举有一例：浙江省仙居县人杨中兴于1990年5月收到一封电报，电报称：杨中兴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工作的哥哥被汽车撞成重伤，正在医院抢救。[52]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3]亦说明人格权保护已成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充分保护人格利益和人格权将成为未来民法典编纂不可回避的基本取向。值得警惕的是，有学者在有关我国人格权法条文建议案中建议如是规定隐私权，即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而隐私权乃是自然人拥有的保有其私人生活秘密免于遭受违背自己意愿的外泄的权利。宋淑兰与为您服务报社侵犯安宁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源自北大法宝数据库，CLI.C.884894。
我国部分法院已有将自然人的安宁权益归为隐私权、名誉权加以阐释的实践，保持该种模式，亦是在坚守相关司法实践。[59]刘士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格权法律条文建议附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页。
我国法院虽有将自然人的安宁权益比附为名誉权加以处断的前例，但必须看到，这只是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司法权宜之计。[41]参见曾某某盗窃、非法侵入住宅案，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龙泉刑初字第73号。安宁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私生活领域免受不当侵扰、妨碍以及免于纯粹的精神伤害的权利。[8]参见阮益泳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侵权案，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茂南法民初字第1604号。
二是损害救济模式，即对安宁利益不作赋权处理，而仅将特定情形中安宁利益损害作为纯粹精神利益损害，通过侵权行为法予以概括救济。[33]其意旨与本文所称的安宁权不谋而合。
因而，欲实现对于自然人安宁利益的充分保护，构建独立的安宁权作为一项新的具体人格权，不失为一种妥当的立法选择。可见，在实现对自然人安宁权益有针对性的保护方面，一般人格权比附保护模式逊色于专门的设权保护模式。
县人民法院对被告等人作出刑事处罚。[24]学理上依惊吓损害的受害人不同，有直接惊吓损害与第三人惊吓损害之分。